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庄冠蓉

　　“中国的主要人口和幅员面积主要在农村，解决农村的贫困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一直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点。”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市政府参数曹清尧指出，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存在以下五个问题。

　　一是农村医保保障水平低、参保率不断下降。2003年，我国开始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(简称“新农合”)，除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外，参加农民每年按人缴纳10元人民币，随着药品价格、人工费用增加，农民缴费不断上涨，2024年农民每年要缴纳385元。农民觉得缴费不划算，不愿意缴纳医保费用，甚至是这个月得了病，再马上交钱参保，下个月住院报销，失去了医保“众筹共享”的意义，“新农合”医保资金筹集很难持续，满足不了农民看病报销需要。

　　二是优质医疗卫生机构和高层次医生越来越聚集城市。截至2020年，全国三级医院2996家，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580家，基本集中在地级市以上城市；全国3万个乡镇设立卫生院3.6万家，床位数占全国医疗机构的17.9%；全国50.9万个行政村设立卫生室60.9万个。大中城市三级医院越建越多，甚至很多城市把建设三甲医院作为政府标志性政绩工程，而乡镇卫生院不但没有加强，反而不断合并、关闭，2010年全国乡镇卫生院3.8万家、村卫生室64.8万个，到2020年10年分别减少了5.3%和6.0%。

　　三是乡村医疗卫生能力建设严重滞后。从2017年开始，中央预算内资金不再安排支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项目建设，地方财力投入严重不足，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差距越来越大。乡村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总量不足，职称、学历、服务能力“三低”现象严重。石柱县乡村医疗卫生人员634人，其中高级职称占3%，中级职称占16%，初级职称占81%。乡村医疗机构条件差、收入低，招考大学本科生服务期满5年后基本流失，定向规培生到岗后按要求继续到大医院培训3年，回来后工作2年马上又离岗，基本留不住人。

　　四是乡镇卫生院精力分散。乡镇卫生院的主业应该是为乡村治病救人，但现在很大精力集中在公共卫生管理，负责填报大量市县卫生系统报表。建立医共体后，不是市县医院医疗资源下沉，而主要是通过乡镇卫生院收住病人后向上级医院转院，孳生“小病大看，小病大医”。农村人口前三位疾病分别是呼吸系统、恶性肿瘤、脑血管疾病，这些疾病大多与生活方式、保健知识有关，但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人去宣传普及健康的生活知识。

　　五是基层民营医疗机构生存困难。2020年，全国有乡镇民营医疗机构506家，大多数因为政策不公平生存困难。助理执业医生在乡镇公立医院有处方权，而在民营医院没有处方权；执业医生在公立卫生院可以执业三个科，在民营医院职能执业一个科；公立乡镇卫生院参与医共体后，可以全额纳入医保统筹，而民营医疗机构必须单独限定医保额度。云南省新平县鑫垚医院是原乡镇卫生院，乡镇合并后医院随之改制民营，由于各种政策不公平、医保资金不到位等导致医务人员流失而停业。

　　曹清尧代表提出，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乡村医疗，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农村。